法律条文对“因帮扶而形成亲情关系”一语模糊，导致两患者“交叉换肾”手术受阻，假如另找肾源（成功几率很低）不着，是不是就只能看着两患者“憋死”？问题凸显了危急事件中法律解决机制的匮缺。

　　“交叉换肾”无非三种答案：可以、禁止、一定条件下可行，专家们也是三见不一。
 
 
然而对“法律空白” 这一点，却是基本认同。按理，法无禁止即可行，既然法律对换肾双方是否属于“因帮扶形成亲情关系”，没有明确否定，这种为着生命的换肾手术就不应当受到禁止，何况交叉换肾在我国已有先例，也没有受到法律追究。

　　其实，两患者的属地派出所已开出“帮扶证明”，他们同时走上手术台，就形成了血缘关系；再不济的话，签个自愿、非买卖的声明再给个公证，总可以吧。与其说“交叉换肾”不合法律，不如说是对某种风险与责任的担心更多一些。

　　法的本质之一，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，生命的无价与法律的尊严，是统一的而不应是对立的。在文明社会，法律不应因为自身的“疏忽”，让病患者为着“守法”而丢掉自己的性命。事实上，法律哪怕更严密、更周全，也不可能囊括千变万化、具体细微的所有社会现象，法律空白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。当生命的重生遭遇法律空白时，需要的不是“禁止”与“叫停”，而是如何把“不可”变成“可以”，把“空白”变成“合法”。

　　谁来为交叉换肾发一张“许可证”？虽然医院已经把这两个特殊病例上报上级行政部门，但按时下操作程序的旷日持久，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这暴露出法律反应机制的迟钝。在突发危急事件越来越成为某种常态的社会转型期，我们亟须有一条释法的绿色通道，对规定模糊而又亟待解决的危急事件，亟须有一个法律的通融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