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支付方法会促使医院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，但是也有可能存在隐忧：首先是财务压力可能会导致医院减少一些必要服务的提供。

　　但是数据表明，在DRG实施之后并没有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，包括医疗服务的获取、死亡率、医院的复诊率，都没有太多的变化。

　　菲利普斯说，1963年引进DRG系统的时候，主要的目标是降低看病的成本，因为一些治疗成本上涨太快了。“结果我们看到是成功的，医疗服务成本上涨的速度被减缓了。”

　　刘国恩说，在DRG出现之前，住院费用是医疗费用中比较大的一块，所以DRG主要是针对医院费用的，菲利普斯的数字显示，DRG实行了这么多年，使得住院比例下降了。学者们和政策制订者们最担心的是再住院率。“这是DRG中唯一可以钻的孔子，数据显示，再住院率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如果这个研究我们大家认可，DRG带给美国住院服务的控制就是成功的。”刘国恩说。

　　但熊先军认为，DRG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但对控制总费用的增长并未起到作用，总费用反而还在快速增长。“另外，把有一些矛盾从医院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比如说住院以后很快出院了，急性症医疗本来应该在医院解决的。”熊先军表示。

　　一直推动DRG在中国实施的熊先军表示，之所以提出这一点，是因为有几个问题一直难以处理：首先，把医疗费用的增长作为改革的一个目标的定位可能是有问题的；其次，国家的保障制度到底要付多大的责任又成为一个问题。

　　但是Oberender认为，医疗费用支出的总额并不重要，不应该限定费用支出的额度，而是应该创造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，使个人主体，包括医院、医生、医疗保险公司以及投保者，能节约运用他们的经费。

　　顾昕对此也表示赞同，顾昕认为，医疗费用的上涨可能有很多因素导致，比如老龄化这种因素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，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不能代表什么，中国看病贵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医疗保障，个人支付的太多。

　　钟东波则表示，DRG可能导致一些问题，首先是选择病人的问题，按照一个统一的费率支付可能会导致将重病病人转走，拒绝治疗；其次是想办法提高收入，可能的手段包括多次住院和把病情说重；第三是转移费用，这又包括把这个费用从住院转到门诊，或者转到出院；最后是有可能导致必要的服务减少。

　　而且，DRG的实施有一系列条件限制，包括医院的治